東晉南方佛教造像

發(fā)布時間：2019-08-26 16:37

一、東晉佛教藝術概況

       西晉未年的“永嘉之亂”307-312，其結果是使得北方陷入割據(jù)分爭的狀態(tài)。此時南方相對安定，司馬懿的曾孫瑯玡王司馬睿時為鎮(zhèn)東大將軍，都督揚州及江南軍務駐守建鄴（今南京）。311年洛陽淪陷，北方土族官僚南遷投靠司馬睿，316年晉愍帝在長安被俘，于次年被殺，司馬睿遂正式稱帝，建立了偏安的東晉王朝。

       兩晉之際，中國佛學走向獨立是以般若學思潮的興起為標志，由這一學說所產(chǎn)生的不同學派，后人稱其為“六家七宗”，其中大部分學僧因避難匯集江左，為東晉佛教的發(fā)展開創(chuàng)了良好的局面。興寧三年365河南騷亂，中原高僧道安率徒南下，并分張徒眾，使法和入蜀，令竺法汰率弟子40余人去揚州，后又使曇翼下江陵。符丕圍襄陽之際，道安又遣法遇、曇徽、慧遠、慧持等數(shù)十人后停廬山，這樣中國當時北方最大的僧團就流向了南方。東晉十六國時期，慧遠的廬山僧團與北方長安鳩摩羅什的僧團遙相呼應，在將傳統(tǒng)中國文化與佛教的協(xié)調和融合上貢獻卓著。同時，東晉佛教還受到帝王貴族的尊崇，使佛教在社會上得到迅速廣泛的傳播，唐法琳《辨正論》卷三記載，東晉有寺1768所，僧尼24000人。

       東晉時期，南方佛教藝術的出土極少，但從典籍記載看，此間佛教藝術發(fā)展進入了更高的階段，佛教已脫出單純的墓室造像，顧愷之、戴逵等大批士夫介入佛教美術行列，所創(chuàng)壁畫、雕塑風格對后世產(chǎn)生重大影響，佛教藝術民族化進程得以較為成熟體現(xiàn)就形成于東晉。在對外文化交往上，時有天竺、獅子國向晉室遣獻佛像，東晉佛教藝術已自有傳入渠道，而無需經(jīng)由北方絲路古道輸入。

二、東晉南方佛教造像

        現(xiàn)存東晉佛教造像實物資料，僅有1997年江西南昌火車站東晉墓出土的四枚刻有佛像的金戒指。四尊造像系用模壓和鏨刻工藝分別刻于四枚戒指上，可以辨別的是造像均呈結跏趺坐，施禪定印，著肉髻，佛衣披著不明確?，F(xiàn)有實物資料的欠缺，與文獻記載中東晉佛教造像的興盛形成巨大反差。

       記載顯示，漢至西晉流行于民間的墓室造像為金銅造像取代，建寺造像的規(guī)模已為社稷所不容，導致劉宋元嘉十二年（435)禁銅令的頒布，《宋書》卷六十七《夷蠻》：“佛化被于中國，已歷四代，形像塔寺，所在千數(shù)，進可以擊系，退足以招勸。而自頃以來，情敬浮未，不以精誠為至，更以奢競為重，舊宇頹馳，曾莫之修，而各務造新，以相姱尚。甲第顯宅，于茲殆盡，材竹銅彩，糜損無極，……請自今以后，有欲鑄銅像者，興造塔寺精舍，須許報，然后就功，其有輒造寺舍者，皆依不承用詔書律，銅宅林苑，悉沒入官”。

        東晉南方除大規(guī)模流行小型金銅造像外，規(guī)模較大的佛教壁畫也已出現(xiàn)。著名宗教畫人有王廙、顧愷之。《歷代名畫記》稱王廙“過江后為晉代書畫第一”，并參與了戴逵主持的武昌昌樂寺西塔壁畫的繪制。顧愷之于建康瓦宮寺所繪“維摩詰”壁畫，有“清贏示病之容，隱幾忘言之狀”。

       開中土佛教造像新風的佛教藝術大家戴逵（326-396）、戴颙337-441父子創(chuàng)作活動均在南方，唐道世《法苑珠林》贊譽其“二戴像制、歷代獨步”。顯示出戴氏父子已創(chuàng)立了一種新的中國式的佛教造像模式，稱“二戴像制”，這也是有關漢地佛像民族化進程首次見諸記載的重要事件。對于具體樣式呈現(xiàn)，可經(jīng)由文南稽考予以一定程度的揭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