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朝佛教造像由成都至麥積山的傳播路線

發(fā)布時間：2019-08-26 15:48

南朝佛教造像由成都至麥積山的傳播路線

    通過風格比對，可以看出成都在諸多造像因素上都先于北方出現(xiàn)。阮榮春先生認為，印度笈多造像由河西走廊東傳至甘肅永靖、天水一帶，可能受到中印度笈多造像經(jīng)四川北上沖擊影響，秣式風格又明顯加強，同時逐漸形成的南朝造像風格也乘勢北上，使北方造像風格發(fā)生了根本的變化。麥積山造像在孝文帝改制以前，其風格受到南朝影響，已為一些學者闡述，北魏改制以后，受南式造像影響，見于大量“秀骨清像”、“褒衣博帶”式造像的出現(xiàn)。這一時期，麥積山吸收南式風格可經(jīng)洛陽傳入，也可直接由成都北上傳入，但其盛行的“三瓣式”裳懸座及“褒衣博帶演化式”不見于洛陽一帶的中原地區(qū)，以傳入地位成都似更可信。以下即對具體傳播路線試作分析。

   秦漢時，由蜀中北上的道路有“金牛道”、“陰平道”及“河南道”等。走“河南道”，可由成都經(jīng)青海，穿越阿爾金山口至西域。這條路線與去麥積山關系不大?！瓣幤降馈庇沙啥贾灵g隔之西，經(jīng)江油、平武穿越？山可至甘肅境內(nèi)的文縣，此道雖為川隴捷徑，但有天險礙隔 ，跋涉艱難，沿途也未見造像遺跡?！敖鹋５馈庇沙啥汲霭l(fā)，經(jīng)綿陽、廣元至漢中，由此西北可達麥積山，東北經(jīng)“褒斜道”可至西安，至川東可走“米倉道”。由于在綿陽、廣元均有南北朝時期造像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使得“金牛道”成為由成都北上麥積山的傳播路線得以初步確定，兩地造像風格的一致性，也可輔助認識這一觀點。

  綿陽東北4公里處的平陽漢闕，補鑿有蕭梁大通三年（529）佛像及菩薩，為法國人色伽蘭等于20世紀初發(fā)現(xiàn)。石闕上刻有許多蕭梁像龕，佛像頭部均毀，多呈結跏趺坐，佛著通肩衣或褒衣博帶佛裝，衣襞覆壇呈外展式下垂或三瓣式下垂。菩薩頭部或毀或漫漶不清，天衣呈外展式下垂。造像組合由一佛二脅侍或一佛十脅侍，組合形式與同期萬佛寺一致。

“金牛道”上的另一處南北朝時期的佛跡位于川北廣元，地處嘉陵江上游，東界旺巷，西接江油、青州，南連蒼溪、劍閣，北與陜西寧強接壤，其地理位置東北扼秦隴而西南控蜀巴，歷來為川北重鎮(zhèn)。“金牛道”的大半路程也在廣元境內(nèi)。

   南北朝時期，廣元初屬宋、齊、梁地，梁天監(jiān)四年（505），以竺胤為晉壽郡太守，隨夏侯道淵入北魏，改立西益州，大同二年（536）改西益州為黎州，還如南梁。西魏大統(tǒng)六年（540），復改黎州為西益州，廢帝三年（554）改西益州為利州，之后，北周繼領廣元。自北魏晚期開始，廣元曾相繼納入北魏、西魏和北周版圖。廣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延隔，其造像風格的呈現(xiàn)對研究傳播路線意義重大。

  廣元現(xiàn)存石窟造像由多處，被定為北魏晚期石窟一例，為千佛崖大佛窟。窟內(nèi)一佛二弟子 二菩薩組合，主尊和二弟子經(jīng)后世莊嚴，原貌已失，佛左右脅侍菩薩尚存南北朝舊風。大佛菩薩立像，有學者認為其風格與麥積山造像一致，進而產(chǎn)生四川造像受北線傳入影響的觀點。這或許是受到考據(jù)資料的限制所致。1995年5月，成都西安路發(fā)掘一批石刻雕像，筆者進行了實地考察，其中蕭齊永明八年（490）法海造像左側脅侍菩薩在身形、Ⅹ形披帛、雙髻等造像特征上，均與廣元大佛窟菩薩造像極為相似，時間也遠遠早之。麥積山及廣元的此類造像源于成都地區(qū)更為合理。

   廣元有明確紀年的北魏造像僅有一件，為延昌三年（514）“釋迦佛”，作一佛二菩薩背屏式造像。佛呈結跏趺坐，著褒衣博帶佛裝，衣襞覆壇呈三瓣式下垂，應建于廣元并入北魏時期。延昌三年為梁天監(jiān)十三年，此間成都造像進入二期前一階段，佛衣裳懸座已由一期的三瓣式變?yōu)橥庹故较麓?，廣元同期造像風格較成都顯得滯后。麥積山此風造像也只能循四川經(jīng)廣元傳如。由此，成都造像北上影響麥積山的傳播則應是沿“金牛道”進行的。

   麥積山除受到來自成都的影響外，由建康直接對其施予影響也是可能的。由漢中至巴中，經(jīng)通江可達川東，這條路線稱為“米倉道”，由川東循江可達建康。這條路上是否有南北朝時期造像尚不明確，現(xiàn)存巴中石窟早期造像多為唐代所建。麥積山是否受到建康造像直接影響尚待研究。